一些单位在城郊租上大小不等的土地，形成自供或特供食品基地。

  以网上游戏“开心农场”为蓝本的现实版“种菜”农家乐已不新鲜。然而近来，除了享受“偷菜”、“种菜”的劳作快乐之外，越来越多的参与者以这种方式将关注点转移到提高自身的吃菜安全上。

  他们也许只花钱向农庄租下一片田地，时不时去看看，甚至没有时间去“偷菜”，只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雇用”别人替自己打理菜园，目的仅是为了吃上放心菜。

  基于食品安全隐忧的这种“自供”运动从个别市民渐渐蔓延开来，甚至不乏机关单位集体参与其中。与现在提倡的规模化、产业化农业相悖，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价值取向能否挽救餐桌上的信任危机？

  食品安全问题频现　自供蔬菜渐流行  

  去年以来，三聚氰胺牛奶重现、地沟油、镉大米、海南毒蔬菜等种种食品安全问题相继爆光。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反思“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时，专门提到了“食品安全问题比较突出”。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提到食品安全问题时也连称惭愧，“食品安全关键是食品源头的问题”。

  一股餐桌上的自救运动开始兴起。据人民网报道，出于对食品安全现状的忧虑，部分省级机关单位、大型国企、民营企业、上市公司、金融机构或个人自发组织在城郊租上大小不等的土地，形成自供或特供食品基地。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童兵日前就在博客上透露，西部地区一些政府机关在农村租了几十亩地，雇农民种植，不施化肥农药，种养绿色食品直供单位。

  据记者了解，在广东也有类似的情况，一些省直单位的饭堂，已和对口帮扶的贫困村形成供销关系，既可以解决贫困村农产品的销路问题，也可以通过在扶贫过程中指导农民绿色生产，保证农产品无公害对口供应。这种包田供菜的做法，在广州一些高档的素食馆也开始采用。另据人民网报道称，广州某基金管理公司在广州郊区租种的菜地，用的是自己公司采购的种子和化肥，以确保非转基因和较少的工业污染。除了供应员工食堂外，吃不完的菜，员工还可以购买回家。

  在广州白云区的流溪河畔，记者就看到连片的农田菜地通过出租给公司，策划成供市民农家乐的种菜收菜庄园。

  低碳施用农家肥　市民觉得自供菜“放心”

  这股自供热潮让环保人士嗅到了商机。

  去年10月，从事环保工作11年的姜喜诚先生在广州白云区人和镇镇湖村租了18.9亩农田，开始筹建“低碳亲子农场”。每逢周末，他就利用此前的客户关系招揽一批年轻妈妈来农场种菜、摘菜。他把菜地按面积出租，客户没时间也可以替其打理，收获后送菜上门。记者近日来到现场时，初春的菜地已经满眼新绿，其中菜地中凹进去的两个禽畜粪坑引人注目。

  “这里的蔬菜不施化肥和农药。”姜喜诚是广州一家环保科技公司的负责人，他把公司开发的畜禽粪便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和农场种菜联系起来——“我帮养殖场免费处理粪便，作为交换，他们把处理后的粪便给我堆肥种菜”，养殖场的禽畜粪便经过环保设施的萃取处理，甲烷可以减排80%到90%，而甲烷对温室效应的贡献是二氧化碳的21倍，达到减排又无公害种植的目的。

  “既可以一家人做下农活，也可以收获放心的新鲜蔬菜。”周末带上一家人去收菜的李小姐说，这种施农家肥的蔬菜虽然不可能每天都吃上，但至少每星期吃一两次“心里也舒服些”，口感也更好。一名企业的后勤管理人员直言，市场上的蔬菜从农民菜地到老百姓的厨房，至少要走过5个流通环节，运送、转送过程中，保湿、降温条件差异较大，自然的质量损耗不可避免。更可怕的是，一些无良菜贩，用各种工业添加剂为食品保湿保鲜。相对来说，自供蔬菜看起来更健康。

  认证蔬菜为何受冷落？

  事实上，超市上不时有贴着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标签的蔬菜，价格比普通蔬菜贵上两三倍，大部分市民望而却步。“价格偏高，降低了市场需求，越小规模，成本越高。”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食品与健康工程研究院院长刘昕教授说。

  “有机蔬菜都要卖每斤10元左右，绿色蔬菜也比普通蔬菜贵20%，一家三口每天光吃菜就要几十元，而且到底是不是有机还不甚放心。”家住珠江新城的白领石小姐说，无奈之下，他们单位不少同事都转向农庄订购蔬菜。

  但广东省绿色食品办公室负责人介绍，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都是经过认证的环保安全食品。两者最主要的区别是有机食品完全不用化学农药、肥料和添加剂，而绿色食品允许有限制地使用这些物质。绿色食品标志使用年限3年，每年还有4次抽检；有机食品标志使用年限1年，一年后需重新认证。市民可以通过互联网上“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网站或“中国绿色食品网”查询所购食品是否有机或绿色食品。  

  然而，去年底的央视调查显示，在一些通过国家认证的“有机蔬菜基地”，农民坦言化肥照样添加，有菜贩甚至表示，每斤菜加五角，“有机”认证便可以办妥。

  某食品有限公司张总告诉南方日报记者，他做绿色玉米已经很多年了，市场上冒充的绿色食品很常见“绿色食品认证3年办理一次，在这3年期间，很少有人来检查绿色食品，至少我没有碰到有人来检查我的玉米生产”。

  “有机蔬菜的标准虽然最为严格，但均为定性标准，这为认证的度量衡带来难度。此外，有机认证的市场化运作，容易令认证变成了钱证交易。目前有机食品是拥有代理权的一些民间机构或者国际机构来认证，他们从源头上监管的力度就参差不齐，一些机构只管收费，忽视审核，认证后抽查过松，甚至出现一次交费，终身贴标志也没人管。”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广东省蔬菜产业协会副会长陈日远说。

  这种情况下，“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市民只能更倾向于用脚投票的自供蔬菜。

  专家观点

  自供蔬菜未具普遍推广性

  制度规范是长远之策

  那么，能够随时受客户监督的自供蔬菜是否就高枕无忧，成为将来蔬菜供应的一大趋势？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广东省蔬菜产业协会副会长陈日远认为，相对而言，这些自供蔬菜眼见为实，而市场上或流动菜贩的菜源复杂。自供蔬菜源头更为确定，消费者还可以随时检查，或者指定其种植用料，从这点上看，比一般蔬菜更安全。但他认为，从推广的角度看，没有可能让所有人都认租一片农田供应蔬菜，这只能是有一定经济条件的部分市民所为。从切实可行的方法来看，还是从田头、流通、销售3个环节加强监管。目前比较有效的方法是加强“农超对接”，建立菜源追溯制度，减少流通环节的影响。

  另外，在农药残留的检测上，有专家对比过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农药残留检测指标，中国指标项目大约为后者一半不到。农业部农药检定所一位负责人曾向媒体表示“健全我国农药残留标准刻不容缓，在今后3年内，我国农药残留标准将达到7000项左右。”但这与欧盟的14.5万项仍有很大差距。

  目前，我国在农药残留检测上主要在市场终端，且局限在杯水车薪的抽检，但在种植环节直接干预太少。一位长期经营有机素食馆的老板许先生就告诉记者，一些自诩有机蔬菜的种植基地尽管不施用化肥、农药，但受周边农田的地下水渗透影响，自己现场检测后发现农残同样超标，“从这个角度看，光用眼看到不施化肥不用农药还不是最稳妥”。

  除此之外，专家表示，自供并不能消除一些化学污染。比如按传统的耕种方式，以动物粪便来给蔬菜施肥，很有可能粪便中带有一些比化肥更复杂的成分，如传染病源，如重金属、抗生素等。专家认为，从经济学角度来解读，自供这一现象背离了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越来越专业化的趋势，甚至有“特权”思想作祟之嫌，“食品安全应该是全民共享的平等权利，制度化的规范并监管有力才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长远之策，而这个规范，应该涵盖食品安全的各行业和整个产业链”。